关于服贸，曾经很迷惑！看了这个就明白了，这个分析最靠谱，
2014年04月11日 16:29 PM台湾学运暴露两岸深层危机
笑蜀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台北论坛董事长苏起4月1日带团访问大陆，与国台办、商务部等部门交流。谈到太阳花学运，大陆官员很困惑。商务部一位官员就说：服贸协议规定的台湾对大陆开放的项目，要么早已开放，要么是早已适用其他国家的待遇；且大陆对台湾的要求不多，实在无法理解台湾为何有这样的反弹。大陆当局的这种困惑，实际是对台湾民意的隔膜。但隔膜的岂止是大陆当局。
两岸当局都难读懂“太阳花”
纯就经济而言，大陆官员说的可能不差。服贸对台湾服务业可能尤其利好，因为没有独特资源、制造业也不强悍的台湾，竞争力最强的就是服务业。若服贸协议生效，则整个大陆市场，都可能向台湾服务业开放，堪称台湾经济的大突破。
必须承认，今日之中国经济，较十多年前已大不同。今日中国经济不再限于加工制造业，而意味着巨大市场，空前强悍的购买力，其诱惑越来越不可抗拒。且不谈资本家，就连各国名流包括大知识分子，都纷纷来中国“打躬作揖”，用自己的话语权做交换，但求在中国市场分杯羹。这现象用三个字概括，或可叫做“吃中国”。“吃中国”之人头汹涌，已蔚为壮观。
于中国当局来说，国内巨大的市场有如经济上的三峡水库，闸门朝谁开、灌溉谁的田园，全凭一己好恶，是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利器。就此而言，经济与政治、市场与统战，本不可分。中国当局的经济统战大致分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是直接送钱，如每年上千亿美金的对外援助，大多针对没有自我造血功能的落后国家；其次是送订单，比如买美国波音、买法国空客；最高层次则是开放市场尤其高端服务业。
服贸的最大看点，即是大陆服务业、金融业对台开放，等于给台湾送去一个大礼包。显然大陆最高当局下了最大决心，要以两岸关系的历史性突破作为自己任内最大成就，以奠定其个人的历史地位，为此不惜血本。在大陆最高当局看来，既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确定了经济全面自由化的总方针，大陆服务业包括高端服务业的开放就是迟早的事。与其先向欧美开放，不如先向同文同种的台湾开放，让台湾服务业在大陆先声夺人，即吸引大陆经济三峡之水灌溉台湾服务业，打造两岸经济共同体，再向欧美开放不迟。
在大陆当局看来，这样做一定是投台湾所好，毕竟台湾内需市场太小，经济上几乎完全没有规模和腹地可言。破天荒地让大陆服务业尤其高端服务业首先对台开放，让台湾一举解决经济腹地问题，在大陆当局看来无疑是空前大手笔，台湾民众和台湾舆论，理应喜出望外感恩戴德才是。
大陆的动人承诺，给了马英九政府“拼经济”的最大希望，也让马英九政府有了最大动力，不惜一切代价为服贸保驾护航。马英九第二任后期，声望急剧下跌，恶评如潮，而有“九趴”总统之讥，执政合法性也大打折扣。且台湾经济萎缩十多年，有如泥潭困兽，这是台湾最大的焦虑之一，也被马英九视为力挽狂澜的突破口。马英九政府只剩两年时间，若能在最后两年通过服贸给台湾经济带去活力和前景，在马英九看来也算对得起台湾父老，可以挽回自己的声誉。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跟大陆签署和平协议，确保两岸和平的永续，自己就更可以名垂青史了。这就注定了服贸协议必然是马英九执政后期政治上决定性的一役，必然为此投入全部力量。马英九坚信，只要闯过了服贸这个要隘，后面一定是坦途。前面多少的困顿、屈辱，都可以得到补偿。台湾父老一定会深深感激他为台湾的付出尤其为台湾经济的付出。
但以反服贸为主题的太阳花学运突然爆发，犹如平地惊雷，把两岸政府震得晕头转向。弄不懂，想不通，气不过。对大陆当局来说，从江泽民时代强硬的“飞弹政策”，到主要致力于“争取台湾人民”的柔性对台，再到开放大陆高端市场给台湾做经济腹地，已经是大陆对台政策的最大调整。但无论怎么调整台湾民众都不买账，难道不是“逢中必反”么？
对马英九政府来说，台湾最大短板就是经济。亚洲四小龙之首已一落千丈，不复昨日辉煌，更致命的是看不到突围的可能，这不仅影响2300万台湾人民的生计，更有损台湾的尊严尤其有损自由、民主的尊严。所以当务之急只能是“拼经济”。自己千辛万苦才在这方面有所斩获，台湾经济终于有望突围，台湾民众却非但毫不珍惜，反倒群起攻之，在马政府看来，这也太不领情，太民粹。
岂止两岸两党困惑，就连大陆知识界，对太阳花学运也大多莫名其妙。必须承认，反服贸确有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一面。在深受计划经济之苦的大陆知识界眼里，这太不可理喻，太理想化、太左倾，对太阳花学运也就颇多批评，造成两岸知识界的激烈争议。但争议无论多激烈，其实都是合理的、正常的，可以沟通，可以求同存异。但有人缺乏起码的善意，把大陆知识界的批评一概贬为政治上的反动，一概斥为“维稳”，不过是当年“革命大批判”的做派，不值一驳。
但是，反服贸决不止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这一面，而有复杂成因，其复杂成因中颇多合理成分。大陆知识界则对此所知有限，这种隔膜确实需要消除。
“太阳花”是对“中国模式”和大陆统战的反弹
台湾太阳花学运最重要的成因，是对“中国模式”的反弹。这种反弹之强烈，用惊弓之鸟形容，也不过分。
所谓“中国模式”，崛起于2008年奥运会。接下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更让各国不能不一度仰仗中国的钱袋，更助长了中国当局的傲慢。这傲慢主要体现为制度上和价值观上的所谓自信，即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想象。从前，中国在国际话语市场上一直弱势，中国当局也默认这种弱势，只敢向世界输出物质产品，即所谓“韬光养晦”。但在2008年奥运会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当局在国际话语市场上越来越不甘寂寞，越来越急于输出价值观，越来越急于扩张所谓中国模式。
但中国当局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努力只对各国政府部分有效，在民间起到的都是反效果。越是输出所谓价值观、扩张所谓中国模式，就越发导致全球公民社会尤其国际舆论的普遍恐惧，逢中必反就越有市场。流风所及，甚至株连民间交往。
我前年访日，一位日本学者就坦率告诉我，2008年奥运会之前，他只反感中国当局，但同情中国人民，认为中国人民都是受害者。2008年奥运会之后，他越来越不这么看了，认为所谓中国人民跟中国当局，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大的分别。我几次访问港台，港台一些朋友也向我陈述过几乎一样的观点。因而中国模式愈崛起，中国愈要在国际话语市场有所作为，世界范围尤其跟中国本土最直接的港台两地的民间社会，中国形象就愈不堪，中国这个词就愈让人谈虎色变，“去中国化”就愈声势浩大。香港在97回归前并没有所谓“港独”问题，回归多年之后“港独”竟渐成气候。97前香港已有大规模移民，稳定多年之后，近年再现移民潮。台湾的“去中国化”曾随着陈水扁政治上的破产渐趋沉寂，但因香港“一国两制”遭遇困境，近年也再起高潮，对中国的恐惧再度弥漫于台湾民间。
众所周知，类似服贸这样的经济关系，如果存在于台湾和美国之间，台湾和日韩之间，台湾和欧盟之间，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大风潮。今天这大风潮，并不是服贸具体内容真有多大问题，真对台湾多么不利。很多反服贸的台湾学生和台湾民众，可能到今天都未必了解服贸的具体内容，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反，甚至认为自己反服贸根本不需要以了解为前提。为什么？就因为跟中国有关。只要跟中国有关，就无法让他们安心。这都是所谓中国模式的阴影投射，其实无关服贸，服贸不过正好撞上了枪口。
具体分析，中国模式与台湾社会，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冲突。
首先是与台湾人文传统的冲突。三次访台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台湾社会的人文性和人情味。经济的腾飞、市场的扩张、工商业的高度发达，并不一定要以牺牲传统的人文价值为代价，而可以完美结合，让每个社会成员既享受发展的红利，也享受人文的美好、人性的温暖。这点上，台湾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是做得最好的。而恰恰在这点上，中国模式跟台湾形成强烈反差，台湾民众绝难接受。
其次是与社会正义的冲突。在台湾，社会正义主要体现为均富。且以交通为例。大陆为发展高铁，充分保证高铁的客流量，原来的绿皮火车统统取消。坐不起高铁的穷人咋办？这问题根本不在决策者的视野之中。但在台湾，虽然也有跟大陆高铁类似的自强号，有跟大陆特快类似的莒光号，但逢站必停的“区间车”，照样四通八达，跟自强号、莒光号共存共荣。我从台北坐“区间车”到基隆，票价折合人民币区区八块钱，台湾谁会坐不起？而且车内宽敞明亮，干干净净，低价但绝不低质。不仅交通如此，台湾吃穿住各方面莫不如此，富人富得克制，绝不敢炫富，否则会被视为粗鄙、野蛮，后果非常严重。穷人穷得有保障、有尊严。不止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保障，更重要的是有整个消费结构保障。用台湾流行的词汇概括，叫消费正义。
不只在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环节注重均富，市场自发的消费结构也注重均富，可见均富代表的正义观在台湾之深入人心。从政治文化层面说，多数台湾人都有社会主义倾向，因而都比较左倾。国民党固然从来强调均富、强调节制资本，民进党则更重视分配正义。如果说国民党价值观上接近民主社会主义，民进党则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两大政党在社会正义上你追我赶，造成的结果是台湾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充分发达，比北欧不差。但台湾人的税负却比北欧低太多。即台湾人用最低税负，拥有了可能最好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这是台湾最大的成就和骄傲。中国大陆的两极分化则令他们恐惧，中国模式在他们眼里属于典型的原始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跟台湾的发展方式没有任何兼容性。
再次是与自由价值的冲突。台湾的宪政体制确实颇多缺失，代议制确实常常失灵。但无论如何，台湾的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确有充分保障。这首先表现为骂总统的自由。民主转型后台湾历届总统，在任时没有一个不被骂得狗血淋头，都是万众欢呼中昂然登台，全民痛骂中黯然下台。总统如此，其他官员更不在话下，真的是官不聊生。
固然，民主社会人人皆可骂官，但像台湾那样每届首脑都被骂翻，所有官员都难有职业尊严，则世界少见。可见台湾自由度之大，确实首屈一指。台湾人对此非常享受，根本不能想象失去自由的日子。对于大陆的种种不自由，尤其对于台湾诸多网站被大陆封杀，他们觉得匪夷所思。我有个作家朋友一度定居北京，买了一套大别墅，但后来还是卖掉别墅回台湾，问他为什么？他说北京的两个东西让他无法容忍，一是雾霾，再就是封网。这感受为很多穿梭两岸的台湾人所共有。尤其是台湾中产阶级。因工作需要他们经常去大陆出差，但每次去都很痛苦，仿佛去“敌占区”，皆因对雾霾和封网的恐惧。
纯就物理意义而言，台湾海峡并不宽。但就价值观而言，所谓中国模式与台湾价值的距离，恐怕比两个星系之间的距离还要遥远。在台湾人看来，如果说十多年前即江泽民时代，中国大陆的主要威胁是布点福建的几千枚飞弹，那么今天中国大陆的主要威胁则是价值观威胁。中国模式所代表的价值观，即绝对的发展主义，彻底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金权主义，对自由平等的排斥，对人的尊严的无视，在台湾人眼里，再恶俗不过，再丑陋不过。台湾人在骨子里极度鄙视，他们坚信，两岸的价值冲突本质上是文明冲突，两岸最大的距离是文明的距离。
一方面在价值观上，在文化上，台湾人极度自信乃至自负。但另一方面，两岸经济体量落差太大，这又导致台湾人经济上的极度不自信乃至自卑。而经济上愈是不自信乃至自卑，对大陆当局在价值观上和文化上可能的渗透就愈是恐惧。我有个台湾朋友刚出一本书，书名就叫《没有中国的台湾》，代表很多台湾人的梦想——既然中国模式之下，有关中国大陆的一切都让人无法忍受，则不如干脆无视，当中国大陆不存在，不跟中国大陆有任何实际交道，惹不起，躲开还不行吗？两岸关系上的光荣孤立因此颇有市场。
两岸政客对台湾民间焦虑都缺乏意识
但事实证明，所谓光荣孤立说轻点一厢情愿，说重点是把头埋进沙堆的鸵鸟思维。两岸关系根本就是剪不断，理还乱。
说到这里，不妨讲个故事。
2012年3月，笔者第一次访台，去嘉义的路上碰到一个珠宝商场，专售各类红珊瑚宝石。平时都关门，陆客观光团来了才开门。笔者亲眼所见，陆客大巴刚到，就不知从哪冒出一队保安，急急忙忙地设路障。原来的双车道马上变成单车道，即大巴停靠的商场一侧禁止通行，形同戒严。随后陆客下车，在导游引领下鱼贯而入。我也混入其间，但见商场内人头汹涌，灯光昏暗，保安林立，仿佛黑社会开设的地下赌场。让我最恐惧的是，整个商场居然只有一个出口，且出口通道很窄，我当时就产生一个不祥的联想：要是突然发生火灾，商场里那么多人怎么疏散？得烧死多少人？
观光团规定购物时间是一个小时。时间一到，陆客大巴即绝尘而去，整个街区一下变得冷冷清清。商场关门，路障撤除。隔壁有很多小摊小店，其间我没见到一个陆客出入。大巴走后，我好奇地问摊主：为什么没有陆客来购物？摊主都一脸苦笑：有保安拦截，谁敢买我们的东西？我这才恍然大悟。
商场保安是没有执法权的，却可以实施交通管制，阻止陆客到隔壁摊点购物，这显然已违法。违法而能长期存在，商场想必大有来头。但打听结果，老板不过县长秘书的老婆而已。县长本人又该何等手眼通天？让人浮想联翩。后来我把这故事讲给大陆的媒体同仁听了，因为我相信陆客观光团一定更多坑蒙拐骗，希望他们派记者卧底调查。惜因事涉两岸关系，太敏感，没有大陆媒体敢涉水。
从这个故事，可窥两岸经贸寡头化、权贵抱团两头吃之一斑。这当然不是两岸经贸的全部，但的确是两岸经贸不容忽视的黑洞。黑洞的存在不足为怪，是大陆当局统战逻辑尤其维稳逻辑的必然产物。以经统政是大陆疆藏地区的统战指南，尤其是维稳指南，造就了一大批吃“维稳饭”的寡头，他们的任务就是所谓“反分裂”，全部利益也都在所谓反分裂。中央政府经常委屈地表白自己给疆藏经济输了多少血，但因利益结构不均衡，输血大部分用于赎买吃维稳饭的各级寡头，反而加剧疆藏地区的贫富不均和社会矛盾，中央政府对此则讳莫如深。
对台统战也靠利益输送，只是不能像对疆藏地区来得那么直接。两岸经贸就成了利益输送的主要管道，重点是对台湾几大家族，如连氏、江氏、辜氏家族等等。不单蓝营，绿营新贵近年也有分羹。譬如当服贸风头最盛时，偏有民进党“中央评议会”主委陈胜宏、不分区“立委”薛凌夫妇为主导的阳信租赁公司，在上海成立大陆总部，挺进大陆金融业。民进党发言人郑文灿不得不出面给说法，却解读为经济的归经济，政治的归政治，要公众勿过度解读。此说显然不能令人信服。轮到蓝营就是政经不分，涉嫌卖台，轮到绿营就很天真很纯洁，经济跟政治就要分开？事实上没有谁能分开，没有谁能避嫌。因为大陆市场尤其要素市场的闸门对谁开对谁不开，背后显然都有政治考量。
阳信个案上民进党的双重标准，说明即便台湾所谓反对党，也难逃脱被大陆当局赎买的命运，跟国民党并没有本质的分别。这种赎买的有效，才是台湾社会深层恐惧和不安全感的根源。大陆市场诱惑太大，大陆当局拥有的资源太多，且制约太少、底线太低，没有什么搞不定，台湾根本不是对手。
迟早要被大陆同化，被纳入中国模式的体系中，这是近年台湾社会最大的恐惧和焦虑。大陆对台统战越成功，台湾社会的这种恐惧和焦虑就越强烈，台湾民众对大陆就越是抵触。太阳花学运则是多年恐惧和焦虑累积的总爆发。所谓服贸，不过导火线而已。
但对台湾社会根深蒂固的恐惧和焦虑，无论大陆当局还是台湾的国、民两党，都缺乏足够认识。此前，两岸两党关系几乎到了三十年来最好的时期。当时我在台湾，经常对朋友开玩笑说，第三次国共合作开始了。国共两党合力推进所谓和平进程，简直凯歌行进，都以为大功即将告成。民进党的抵制也是半心半意。但他们并不知道，台湾民众都在冷冷地看着，他们越高兴，台湾民众越不放心，逆反心理越升级。当马英九政府决定孤注一掷强推服贸时，火山终于一夜引爆。
这时台湾民众不仅不满中国模式，不满两岸关系，而且不满所有政党政客和政治势力。所谓太阳花学运，是台湾民众抛开所有政党政客、所有政治势力，甚至抛开代议制，通过直接民主集体自救的一次尝试。这对两岸三党，甚至对台湾的代议制，都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不统不独不武”已无法维持两岸现状
回头再说苏起。曾任台湾国安会秘书长的苏起，任上最大贡献之一，是首倡“不统不独不武、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这管用了十多年。但今天开始，“三不”不再管用，而必须超越。
为什么这么说？且以服贸为例。
如前所述，反服贸有多种成因。对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层面的反服贸，笔者无法苟同。小众可以尝试理想化的新生活，可以不被现代经济裹挟，但不能强加给大众。就大众而言，现代经济显然不可逆，没有哪个国家的当代经济，因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而发展而繁荣。
既承认现代经济不可逆，则不能不承认服贸对台湾的合理性。有人会说，为什么台湾的自由贸易一定要对大陆？不可以只对欧美对日本么？这假定如果成立，台湾经济何至停滞十多年而无良策？过去十多年，台湾对欧美对日本难道不开放么？但并未拯救台湾经济。世界经济普遍复苏乏力，欧美日本拉动台湾经济复苏的能力有限，这是客观事实。这就注定了，犹如80年代中国大陆的经济开放主要是对美国，今天台湾的经济开放主要是对中国大陆。而如果放弃大陆市场尤其是大陆的高端服务业市场，就等于放弃了台湾最重要的经济腹地。接下来的问题是，可替代的方案在哪？台湾的经济腹地何在？出路何在？
因不统拒绝服贸，难。大陆当局对此最多无奈，但不致伤筋动骨，对台湾经济前景却可能是重创。那么无条件拥抱服贸如何？显然也难，因为服贸的确有政治后果，那就是通过两岸经济融合，打造两岸经济共同体，进而影响台湾民心，推进两岸政治上的一体化进程。可见，如果停留于“不统不独不武”，首先服贸问题就解决不了。
又岂止无法解决服贸问题。最要命的是，“不统不独不武”根本无从应对大陆当局的全面渗透。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全面渗透的结果，只会是台湾的价值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失守，台湾全方位的中国模式化，没有任何力量能遏制这一趋势。即“不统不独不武”已然不可能维持现状，只会导致台湾社会的不断沉沦和溃败，导致台湾越来越不复为台湾。
超越蓝绿，公民自救，是去年洪仲秋事件以来台湾新公民运动最强劲的呼声，正在成为台湾社会的共识。这是台湾社会觉醒的第一步，但这不够，还可以再跨一步，即不仅超越蓝绿，更超越“不统不独不武”。“不统不独不武”建立在一个决定性的前提下，即十多年前两岸政治经济体量相对均等，国际社会尤其美国对大陆当局也有强大制约。这前提今天已不复存在，两岸政治经济体量已极不对等，国际社会尤其美国对大陆政府的制约也越来越乏力。如此情势还固守“不统不独不武”，无异刻舟求剑。越是被动防守，就越是被动挨打，就越是节节败退而不知伊于胡底。
这就需要大智慧，大战略和胆魄。既然必须面对，何不坦然面对？既然被动防守等于自杀，何不主动出击？台湾政治经济体量固然弱势，但也并非一无是处。无论价值观、文化还是生活方式，整个软实力上，台湾都占绝对优势。十多年来的两岸民间交流，也充分证明了台湾软实力的巨大吸引力。渗透从来是双向的，中国模式固然一直在渗透台湾，但两岸十多年的软实力竞争，台湾决没有吃亏，恰恰渗透和改变大陆更多。而对大陆的这种渗透和改变，正是台湾所最需要的。对此，台湾民间应有足够自信，而不是自暴自弃，自废武功。
台湾民间还需要抱以信心的，是对大陆内部改变的力量的信心。大陆不是铁板一块，甚至，在大陆的体制内部，执政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新极权早就不可能像老极权那样无所不能，它越来越泡沫化，碎片化，越来越是一种有限的力量。有限的力量偏要控制一切，结果必然适得其反，即越来越力不从心，在客观上对一切失控，直至对体制内、对中共自己失控。改变的力量则从失控的缝隙和管涌中，从体制内外、四面八方不断生长起来。大陆不都是野蛮、落后的代名词，它已经越来越逼近触底反弹的最后一刻。
汇集一切善意、汇集一切力量改变中国，不仅可能，更有必要。两岸所有僵局的根子都在中国模式，及产生中国模式的病态体制。在中国模式及其病态体制的制约下，大陆社会不可能是正常社会，台湾社会也不可能是正常社会，两岸关系也不可能是正常关系。想绕开中国模式及其病态体制独善其身，实则一厢情愿。两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中国能改变，两岸有空间；中国不改变，两岸无出路，一切都是死结，一切都没得谈。
再说服贸。针对中国模式的反服贸，是台湾民众被迫的防守反击，正当性不容置疑。总被温水煮青蛙的台湾社会终于被一盆开水烫醒，开始正视两岸关系的严酷现实，开始如何面对不得不面对的中国大陆，这是好事，是台湾社会的自我启蒙和自我革命。
但至于服贸的具体内容，应另当别论，不可脏水跟婴儿一起泼掉。不仅台湾经济需要服贸，改变中国也需要服贸。如果服贸重点是大陆服务业和金融业对台开放，这本身就可以是改变中国的支点。因为过去台商到大陆，从事的大多是加工制造业。而加工制造业跟集权体制及官商勾结可以很好兼容，除了让业主暴富，确实对大陆体制的改变并无实质推动。被改变的反而是台商，所以台商的整体社会评价不高。但服务业尤其高端服务业不然，它们对制度环境极其敏感，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对法治程度、对信息自由流通要求都很高。一旦在扎紧台湾的篱笆之后，台湾服务业尤其高端服务业以台湾为总部而大举进军大陆市场，不可能设想他们会像加工制造业的台湾业主那样，对大陆的制度环境有那么高的容忍度。那么无论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都必须跟大陆的民营资本一起，共同推动体制的变化。两岸也就更容易形成合力，持续推动中国的改变。这也是台湾可以自信的第三个理由。没必要夸大大陆的体制力量，没必要过于恐惧。现时代已经不是只靠拳头就能打遍天下的丛林时代，而是普世文明占优势的时代，即软实力占优势的时代。文明则是最好的软实力。当文明的力量联合起来，以柔克刚这个反复重演的人类奇迹，就不难再次重演。
那么，我们还等什么呢？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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