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转载)
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杨小凯, 中国, 转帖
注：
此文是杨小凯当年中学时期的文章。大家整天夸赞杨小凯如何，经常提到此文，不过我觉得很多人没有读到此文吧。于是转帖此文。
中国向何处去？
（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
注：这是一份徵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
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２日
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到七、八月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进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观念都被抛到一边去了，但是十月以来出现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第一次文化革命结束”的阶级妥协空气，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青年知识份子和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极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为首回答这一严肃的问题的。
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认真总结一九六七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月风暴”和“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经验。
一、科学的预见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课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势”（红旗１９６７年第三期社论）
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但是革命当时只发展到很低级的阶段，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一句一般性的赞语而渐渐淡忘了。
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
“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而一般人都把五 七指示的描写当成空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家都认为目前把五七指示作为我们最近的奋斗目标是不实际的，现在还只有知识青年还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奋斗，因为他们明白五七指示所描绘的那种不同于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解放的社会，但是知识青年中不少人也认为不久的将来要实现五七指示描绘的那种社会是不实际的，与其说他们是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充满信心地奋斗，不如说他们大肆宣扬五七指示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不满而进行的自我安慰。
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在人们脑子里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这时和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十分尖锐和高度阶段这一事实相符合的。现今的中国由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向代表阻碍历史前进的生产关系的腐朽阶级进行斗争，并必然导致社会大革命，新的社会必然在烈火中诞生。这种客观规律就是毛主席的科学而不是空想的预见的坚实基础，而人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规律，那当然就会出现科学预见给人们留下了对美好将来的纯粹空想的现象！人们认为中国将和平过渡到五 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去。实际呢？“和平过渡”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的别名，它只会使中国离五 七指示描绘的“公社”越来越远，；离苏联现社会越来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
必须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否则，不谈夺权问题，不谈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去空喊实现五 七指示，那确实是“乌托邦”的空想。
二、一月革命风暴
列宁曾有一句伟大的名言：“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命中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让我们遵照著这一教导来分析一下一月革命中发生的阶级变动，以揭露那些用革命誓言愚弄群众的行为。
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９０％的高干靠边站了，当时从湖南来看，张平化、章伯森、华国锋之流的权力小到零，从中央来看，财政部，广播局等部门纷纷夺权，李先念、陈毅、谭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们的周恩来的权力也大大下降，当时的财产到谁手里去了呢？到组织起来自己掌管城市、工业、商业、交通等等的（党政财文大权）充满著无限热情的人民手里去了。社论所号召的”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掌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自己管理城市、工业、交通、经济真正实现了，一月革命风暴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自己不但不会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发展的更自由，更快。并不是象官僚们在革命前吓唬工人们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
这就是一月革命中阶级变动的真实内容，这一个短暂时期内实际部分地区不很彻底的实现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社会处在一种类似巴黎公社的“群众专政”的状况。一月革命风暴告诉人们中国要向著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现在９０％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绝大部分，在一月份靠边站了。９０％的高干在一月革命风暴中靠边站这决不是“群众”的过失，“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恶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惩罚，“罚不当罪的极少”，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用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
一月革命风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一伟大时刻被提出来了。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就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罢官革命，揪人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化革命，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联系一月革命风暴的事实，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５日〈关于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都以不大具体的萌芽状态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后期被社论提了出来，应推翻的腐化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甚至人们根本不敢异议的社会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一伟大发展是一月革命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出的勇敢和首创精神的必然结果。
一月革命中触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针问题主要是合同工、临时工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运动。
目前，“极左派”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富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
三、革命委员会
为什么极力主张“公社”而毛泽东同志在一月份突然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这是革命人民所不理解的。
预见了“公社”是第一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政治机构的毛主席突然提出“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必然是曲折地前进，必然要经历“斗争
失败
再斗争
再失败
再斗争
直至胜利”这样一个长过程。
为什么不能立即建立公社。
革命人民还只是第一次进行推翻强大的敌人的尝试，革命人民对这场革命的认识还是何等肤浅啊！不仅没有自觉的认识到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构，触动一些社会制度，而且连对敌人是一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命，揪人革命论统治著革命队伍。“群众的智慧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宣言）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
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阶段。
在这种不可能彻底胜利的时候，要想立即夺取真正的胜利，那是左倾冒险主义，遵照资本家阶级把革命果实夺取过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级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过革命的来潮和退潮，准备夺取最后胜利的力量，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如今称之为战略部署）否则，在群众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中国实现“公社”的时候，建立“公社”就会变成徒有其名，而实际上是和现在革委会内容一样，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
因此无产阶级的伟大统帅毛泽东同志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幼稚的革命者关于公社立即建立的幻想，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战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军队“支左”的号召。“支左”其实是毛主席进行军队文化革命的巧妙方法，为了避免直接开展军队四大将出现的军内走资派向无产阶级怠工破坏、抵制所造成的损失，就号召军队支左，表面上军队没搞四大，实际上让部队参加了地方四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支左，还不如说是教育部队，搞军内文化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来了。
三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过渡形式是必须的，否认过渡形式是左倾空谈主义。
四、二月逆流
一月革命的猛烈和深刻，使官僚们等不及忙忙篡权了，他们一反常态，采取了最急切的残酷镇压手段，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一月革命中９０％高干靠边站这一“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深刻性。二月逆流的惨状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不能立即胜利”的预见的正确。
“红色”资本家阶级在二、三月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财产（生产资料）和权力从革命人们手中被夺回到官僚们手中，早春二月是龙书金、刘子云、章伯森、华国锋以及全国的官僚和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权力无限大，那时就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时机，而革命人民的权力下降到“○”，并大批被投入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公检法控制下的监狱。
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
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如果让资产阶级企图实现，无产阶级的退却就会退入坟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会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发出了反击的号令。从此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开始酝酿。
杨小凯：我的一生
BUSINESS.SOHU.COM 2004年7月19日16:59 [ 杨小凯 ]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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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 。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 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 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 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
1978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本文系经济观察报记者肖瑞、李利明2003年采访杨小凯时，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并经其本人审校修改，编辑时有所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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